祭祀，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，从未间断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茅台镇群众在银滩村挖酒窖过程中，发掘出一面铜鼓。经鉴定，为东汉器物，命名“茅台型铜鼓”。

（东汉器物铜鼓）

铜鼓，在古代是重型礼器，用于大规模的祭祀活动。由此可见，生活在仁怀的人们，无论时光飞逝、岁月更替，也从未中断过对天地的敬畏，对祖先的敬仰，并且将新技术结晶，首先用于献祭。

汉代在中国历史上，是十分强盛的朝代，汉武帝一心开疆拓土。开发西南夷，是他扩大版图的一部分。

事实上，汉武帝之前，另一位帝王也惦记着西南地区。秦统一六国后，在蜀郡太守李冰修建的“僰道”基础上，将道路向西南修建到云南境内。此路宽五尺，被称为“五尺道”，为秦王朝的势力扩张，提供保障。怎奈，秦皇夙愿未了，便被刘邦、项羽所灭。

（合马镇出土的汉代耕插甬）

作为可通往越南、缅甸、印度的“五尺道”，接续修建，后称“蜀身毒道”。“身毒”，是印度古称。

“五尺道”经过赤水河流域等广大西南山区，应视为国家对西南地区的第一次大规模开发，也是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的组成部分。司马光“汉家五尺道，置吏抚南夷”，是对这一古道的评价。

（合马镇出土的西汉陶釜）

被仁怀人广泛记住并传颂的唐蒙，在今天的广东番禺一带，偶然获得从西南走私贩卖而来的蒟酱酒，并敬献给汉武帝，由此获得称赞。进而，唐蒙得以率领上千军士、上万后勤保障队伍，开山修路，经过赤水河，出使夜郎，最终将西南纳入汉之版图。

这一时期，赤水河流域的政治、经济，都有了长足进步。出土于罗村梅子坳的铁锯表明，铁制农具已在赤水河流域普遍使用，生产力水平进一步提高，人们能收获更多农作物，并将相当部分用于酿造。

（合马镇出土的西汉陶盒）

上世纪90年代，考古工作者在茅台镇下游的芦缸嘴，发掘了一座汉代墓葬。陪葬品中，出现了体积较大的酒瓮、辅首衔环酒壶等。其中，酒瓮的体积较大，能装下上百斤美酒；辅首衔环酒壶高35厘米，腹径32厘米，也能装下数十斤酒。

同一时期，更下游地区的汉代墓葬中，出土了提着两个酒坛的陶俑。从这个陶俑迈开大步的形态推测，呈现的极可能是某个酒家的跑堂小二的形象。

汉代人事死如事生，死后墓葬内的陪葬品，大多与其生前生活、生产有关。这批出土文物表明，至少在西汉时期，赤水河流域的仁怀境内，酿酒和贮存技术日臻成熟，汉代的仁怀，酒的酿造已有规模化，或出现了商业化运作的酿酒作坊，且不再限于祭祀，因此才需要如此大的酒瓮来装酒，才有了商贩向外走私贩卖蒟酱酒。

（汉代墓葬出土的陶俑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