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代，国家货币多种混用，金融管理混乱。清代汲取前朝教训，改为银锭和铜币，由此导致银、铜消耗巨大，但又担心工人聚集形成反清复明力量，国家不敢轻易开采铜矿，只能从日本进口，每年多达数百万公斤。

康熙五十年（1711年），幕府时代的日本，开始限制中国船只进入，并对铜矿等进行保护。进口受限，以至国家连铸造钱币的铜都无法满足。因此，国家决定在云南会泽一带开采铜矿，运往北方造币。同时，在贵州赫章一带开采铅矿，扩充军备。

（贵州总督张广泗组织开修赤水河  葛镇亚提供）

这对于赤水河，是新的历史机遇。山高水远，南铜北运、南铅北运走陆路成本巨大，效率低下。于是，赤水河又成为国家重要战略物资运输的大通道，几番整治。

赤水河航道疏浚，通航能力提升，从长江口到上游今毕节市境内，都能行船。河面上，顺水而下的船只，运载的是国家急需的铜、铅，以及两岸土特产；逆水上行的，则是贵州急需、来自江淮和四川的食盐，还有善于经营的晋陕商帮。

后来，赤水河退出了南铜北运大通道，但物资运输依然繁忙，除了大量食盐运入，还有仁怀小溪里的茶、茅台镇的酒等外运，形成著名的仁岸。通过盐政改革和“兼并重组”等，设有盐号“协兴隆”、“永隆裕”、“永发祥”、“兴盛隆”。

(民国年间“仁岸”堆积的“花盐”    周山荣提供)

盐运兴盛，丰富了仁怀的商业形态。以盐号老板为主的商人，先是在自家设立酒坊，酿造白酒，用于自饮或接待、馈赠合作伙伴，此后又结合本地原料、气候特征和饮用口碑，进一步发展酿造工艺，最终将茅台镇的白酒，做成了新的产业。清乾隆十四年（1749年）成书的《黔南识略》中的记述：“茅台村地滨河，善酿酒，土人名其酒为‘茅台春’”。

（20世纪90年代，茅台镇王太和盐号旧址尚存）

至道光年间，茅台镇“家惟储酒卖，船只载盐多”，“茅台烧房不下二十家，所费山粮不下二万石”。“偈盛烧房”，是已知有明确文字记载的第一家酿酒坊，在公元1704年之前就已存在。

仁怀作为全球酱香型白酒的中心，就此拉开序幕。

此时，以晋、陕商人为主的盐商，几乎主导了川盐入黔。这些盐商，从四川为贵州运来食盐的同时，也把产自茅台镇的白酒，销往外地。

（古盐道上的背杵印痕）

  清末，国家政局动荡，川、黔起义不断，仁怀屡遭兵灾，晋、陕盐商为避战乱，携带财产举家迁回祖籍地。然，随后发生在北方大地的回族大起义，持续了十二年之久，这些有钱人成为劫掠对象，家财散尽，再无重返茅台之力。